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新思维（一）

一、从“农村”到“乡村”的系统发展思维

    党的十九大报告非常正式地把长期以来对农村的称谓从“农村”变成了“乡村”。从“农村”到“乡村”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包含着党中央对乡村振兴工作的新思维。“乡村”是近代之前中国对乡村的称谓。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我国对农村的称谓一直就是乡村。近代以来，基于现代经济学的“三次产业”分类理论，才把乡村人为定义为农村。农村是专门从事农业产业(自然经济和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单元，所以叫农村，并按照此功能定位，将农村在现代经济系统中的主要功能定义为为城市生产粮食。

    在中国古代的乡村称谓中，乡村所具有功能却不仅仅是单一的农业生产。从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来看，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乡”是“”。这个“”字内涵是指两个人相向对坐, 中间放着一个盆，里面放着肉和酒，他们俩坐在这儿吃饭聊天共食一簋的场景，这意味着中国古代的乡村首先是一群人共同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事实上，中国古代的乡村是具有血缘关系、互助关系，并形成了共同风俗习惯、文化和价值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才叫“乡村”。用现代语言来讲，乡村是一个携带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基因，且集生活与生产、社会与文化、历史与政治多元要素为一体的人类文明体。 

    但是，当我们古老的乡村“变成”了农村，具有中华文明基因的乡村就变成了一个单一的经济体。按照这种产业分类思维，管理乡村的部门是农业部。按照这种产业分类思维所设定的现代化，城市才是可以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地方，乡村并不具备承载现代化美好生活需要的功能，它只被赋予了一个为城市生产粮食的功能。按照西方国家设定的现代化标准，农村人口越少越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千百年来曾在乡村世代传承的教育模式、生活方式、人文习俗都被认为是无用的东西。按照这种产业分类思维，就有了21世纪以来把教育从乡村撤走，各种要素加剧向城市流动的情况。如果没有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国家继续按照这种产业分类的思路走下去，中国的乡村在不久的将来将不再是承载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基因的乡村，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将时刻面临着断根的危险。 

    从这个角度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中国农村的称谓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文件中恢复为乡村，虽仅为一字之差，却代表着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种新思维，这种新思维，在哲学上是一种系统整体思维，它把乡村重新还原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与历史的中华文明载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个关于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总体要求，就是着眼于中国乡村的整体振兴，要实现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系统性发展振兴，绝非单纯追求单一的农业经济振兴。

    正是基于这种新思维，党的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把原来的农业部改革为农业农村部，为系统解决乡村问题提供体制机制保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的是乡村振兴战略，而非农村振兴战略，这就要求全党同志必须严格遵循党中央的正确部署，摈弃以往的碎片化思维，以一种系统整合的思维来切实解决好我国的“三农”问题。中国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发展，绝不能延续简单就经济搞经济的工业化思维，而应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历史的整体角度系统性加以解决。

二、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的城乡等值互补思维 

    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城乡关系的新提法，这不单纯是一个用词的变化，其中包含着党中央对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思维与新举措。长期以来，在传统的城乡统筹思维框架中，城市与乡村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一直是城市高高在上统筹乡村。以往很多同志一谈到乡村，就会下意识地认为乡村是愚昧落后、不文明的，只有城市才是文明的载体。在开展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有些农民和干部简单片面地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把房子建得跟城市一样，进而导致许多具有重大文化与历史价值的古村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与拆迁。以往按照这种城乡不平等的思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基本演化为城市替代乡村的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融合”，包含着党中央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新定位、新认识。所谓“融合”，就是建立在城市与乡村价值等值、功能互补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关系。

    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城乡融合新思维，首先需要摒弃根深蒂固的城市富大哥、乡村穷小弟，城市代表文明、乡村代表落后的错误成见。从城市与乡村的功能定位来讲，城乡关系更像一棵大树一样，乡村是大树的根，城市是大树的树冠。曾几何时，当人们在赞美城市花美果香时，似乎早已忘记了乡村那看不见的根。长此以往，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将存在着严重的后遗症。 

    回顾中国城乡建设发展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没有乡村的中国是无法走到今天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早也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端的。20世纪80年代的“一包就灵”，解决了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吃饭问题。20世纪90年代最早进入市场的企业，是中国农村创造的乡镇企业，中国乡镇企业创造的财富首次占据了我国GDP总值的半壁江山。进入21世纪，我国的城市逐步具备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城镇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优势得以充分显示出来。至此，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从乡镇转移到了城市。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逐渐的忽略乡村和农民，致使“三农”问题开始凸显。21世纪以来，城市的快速发展与农村、农民的巨大贡献息息相关，为城市化贡献最大的是进城成为城市建设与城市经济发展主力军的2.7亿农民。这2.7亿农民工中有9000万农民工在房地产、城市建筑行业工作，正是广大农民工用自己的血汗哺育建设了城市。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乡村振兴之路，最需要重新认识的是乡村的价值。目前，从城市到乡村的“新回乡运动”作为一种新的力量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和资源向城市流动。近年来，一个值得社会关注的城乡双向流动、双向驱动的新城镇化模式正在逐步浮出水面。 

    城镇化不是恒定不变的直线运动。反观近代以来西方城镇化的历史，无不是在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的周期波动中进行。我国随着城市病爆发、空气污染、生活成本提高、城市生活审美疲劳等多种因素，在一些大城市已经开始出现大批艺术家下乡、退休者告老还乡、人们组团到乡村养老等逆城镇化现象。在逆城镇化现象推动下，许多城市人到郊区买房、到农村去办农家乐、到山区去办各种旅游项目。伴随着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也催生了城市资本下乡搞有机农业、乡村旅游、古村落改造等新趋势。其实，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之路，就是城乡各自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推动各种要素资源高质量双向流动的城乡互补共赢、共生发展的新模式。

文章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7期

作者：张孝德  丁立江